近些年中國的書畫市場十分活躍，但是隨之也出現(xiàn)了一些問題，其中最突出、最尖銳并涉及書畫家(包括家屬)和投資者，即買賣雙方利益的便是書畫市場中偽品充斥的現(xiàn)象。古代的大量偽作已經夠鑒定家們頭疼的了，現(xiàn)在社會上還不斷地制造出新的偽書假畫來。幾乎可以這么說，凡是某位書法家、畫家，只要一有點名氣，也就是說他的作品有了可觀的經濟價值，并進入了市場，馬上就會有偽作隨之面世。
書畫仿作并非始于當今，古已有之。唐代張彥遠所著的《法書要錄》一書中就有一段說及此類事：與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同時期有一個叫張翼的人，專門學寫王羲之的字體。一次王羲之拿著張翼寫的字，端詳良久，才發(fā)現(xiàn)不是自己寫的，還說“小子幾欲亂真!”這樣哭笑不得的話�？梢姀堃砼R仿手段之高明。當然仿作的目的不盡相同，有人是為臨摹學習古人的技法，有人是為珍貴古書畫留下一個副本，當然還有不少人是為了謀取利益。張彥遠書中所舉的例子，說明古代書畫仿作乃一個并不少見的現(xiàn)象。
到了明代中期以后，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(fā)展，書法和繪畫作品順理成章地進入市場成為了流通的商品，許多書畫家也以出售自己的藝術品謀生，書畫作品有了經濟價值。由此，書畫作偽的現(xiàn)象就變本加厲，愈發(fā)不可收拾，甚至有人以此為業(yè)，專門從事這樣的營生，甚至還出現(xiàn)了若干具有地域特點的作偽場所，如行話所稱之的“蘇州片”、“長沙貨”、“河南造”、“后門捯”等等，呈方興未艾之勢。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，中國幾乎是沒有文物市場的，至于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間，所謂“文物”這樣的東西一律變成了“四舊”，燒、砸都唯恐不及，哪會想到它們還有值錢的一天。近些年來，文物拍賣市場日趨活躍，書畫的拍賣價格又呈上升趨勢，古畫且不去說了，價格十分驚人，就連當今的大小名家，行情也頗為看好。由此便出現(xiàn)了眾多假冒偽劣之作，搞得拍賣行當內防不勝防，于是打假呼聲漸高。但是喊歸喊，局面并未見根本好轉，偽作仍然招搖過市。
書畫作偽的現(xiàn)象為何屢禁不止，還愈演愈烈、花樣翻新呢?這里面除去有利益可以獲取這樣的客觀因素之外，在人們的主觀意識上，似乎還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某些禁忌不無關系。
清代龔煒在其《巢林筆談》一書中，曾經提到有所謂“十二戒”之說，這“十二戒”屬于中國民間的禁忌。即意在說明如果犯了這些戒條是“傷陰騭”的，是正派人所不肯干的，也就是說干了這樣的事是犯忌諱的。其中的第四、第九兩戒，“……見人交易，而偶談價值，意非不公也;而賣者之情，急于買者，有難言之隱焉。其所當戒者四也。……人以無能濫竽，正于借人包荒，而或出一精察之語，使彼無可容身。其所當戒者九也”。前一條是說斷人財路，后一條是說破人飯碗，其實是一樣的，都是壞了的事。龔煒認為這些禁戒是“人心風俗之厚薄系焉，亦禍福災祥之機所由伏也”。明朝“吳門四家”之一的沈周，畫史上說他“與物無怵”(清·姜紹書《無聲詩史》)。便有人制作偽畫，冒充他的作品。凡是有人拿了這樣的贗品請沈周題字時，沈周明明看出這不是自己的手筆，但是卻從來不說穿，“欣然為書”，一點也不計較。以上這段故事一方面說明沈周為人的寬厚，另一方面未必不能說是沈周心存禁忌，不愿意說或不便說。但是寫下這段故事的人則是把它作為沈周的高尚品德加以頌揚的，絲毫沒有認為其中有何不妥。
古代有這些禁忌，難道現(xiàn)在就沒有了嗎?其實這些東西，都作為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糟粕，多多少少積淀在當代人的心中。書畫作偽普遍，卻很少見到有人詳細將作偽者的姓名和作偽的過程用文字記錄下來，將其“曝光”;當今社會中書畫作偽現(xiàn)象又十分常見，同樣也極少見到有人指名道姓說，某某是專門偽造哪位名畫家的，予以揭露。其實大家心里未必不知就里，或心有顧慮，或心存禁忌，總之不能“刺刀見紅”。筆者就曾聽說，有人對臺灣學者傅申所做張大千作偽畫的專題研究頗不以為然，認為此舉不夠厚道。只要大多數人還存有這樣的心態(tài)，書畫作偽的打假，仍然只能是“紙上談兵”。反過來再說了，如果書畫市場沒有了偽品，豈不也砸了鑒定家們的飯碗了嗎?
